因放映場地對面廟宇舉行廟會，故而將放映日期延至11月22日，請見諒！ ◎2008南方影展 ◎2008台灣紀錄片雙年展評審推薦獎◎2008公與義影展入圍◎2009台北電影節入圍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人大量被動員投入戰場。終戰時這些台灣軍屬有173人被當戰犯審判，21人被判「絞首刑」，其餘被關進集中營。他們在政府的漠視、遺棄、監控下，背著沉重的枷鎖，在底層打拼討生活。透過影音紀錄幾近凋零的二戰台籍戰犯，與這些老人家們作心靈的對話，從常民的觀點檢視歷史，並引出戰爭與人性之間的一些問題。
Heat Sun
tries to discuss some issues on wars and humanity.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in December, 1941, and many Taiwanese were mobilized to the
battles. But while some died on the battlefields, most of them were
neglected, forsaken or even monitored after the war,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They dare not look back on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the war,
describing them as the darkest memories of their lives. After they have
lost their so-called motherland,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anymore.
《赤陽》記錄日治時期的台籍日本兵，受招前往東南亞任戰俘監視員之職，日本戰敗後遭逮捕接受審判，或入獄服刑或遭絞刑槍決喪命。出獄後的他們無論選擇返台或留日定居，都逐漸被歷史遺忘。他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又為何背負起時代的罪愆？作者走訪逐漸凋零的老者，記述他們為此而付出的生命代價，以及與政府持續對峙卻徒勞無果的抗爭，試圖在大歷史中留下個人的見證。
導演的話：
「台灣歷經不同的政府及統治，台灣子民在備受壓迫之下，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徵召台籍青年投入太平洋戰爭，許多台灣人被殺或冤枉淪為戰犯，不幸的命運鮮有人知。21世紀初，這些戰犯已相繼凋零，由台灣文獻館編撰李展平先生陪同尋訪尚存的十來位老前輩們，透過這部紀錄片，讓台灣子民能了解真實歷史，深耕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陳志和
導演簡介：
生於台灣屏東，國立台灣藝專美工科畢業，國立雲林技術學院工業設計研究所視覺傳達設計組碩士。曾任職台北漢中傳播、設計攝影公司，中學及大學講師。目前專職視覺藝術教學及攝影與紀錄片工作，並從事繪畫創作。2006年獲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拍攝紀錄片《赤陽》。
放映地點：台南故事影像館（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３６號） 時間：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２日，晚間７：００
截錄：專訪陳志和導演談《赤陽》（訪問、整理／林琮昱）
原文轉載：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_10.html
編按：陳志和導演的《赤陽》，記錄了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徵召台籍青年投入太平洋戰爭，許多台灣人被殺或冤枉淪為戰犯的不幸的命運。本次訪問特別請導演來深入談談《赤陽》的拍攝點滴。
問：《赤陽》是從05年開始拍的，影片的開頭是您叔公的畫面，請問一開始之所以會展開拍攝，是因為想探求自己叔公的過去的緣故嗎？
陳：《赤陽》之所以會展開，是因為我另一個拍攝的題材霧峰的光復新村，有一位吳東晟先生住在那裡，他是一位詩人。他的哥哥和我ㄧ起在光復新村做了一些調查和紀錄，所以我ㄧ開始是要拍光復新村而不是要拍《赤陽》。
那時，他給了我ㄧ本書，叫做《台灣的生命原鄉》，作者是李展平先生。這本書是報導文學，記錄了作者故鄉古坑的情景，寫的非常有生命力，很感人。看完之後，我就想應該找李展平先生聊一聊，連絡之後他也很樂意和我談談。剛好這時候，他正在研究大東亞戰爭這個題目。他就對我說，你是不是有興趣來記錄這部份的影像，於是我就和他開始合作。
他也寫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包括《前進婆羅洲》，這裡頭描寫了一些戰犯的故事。事前他已經做了一些田野的調查，所以我接下去拍攝影像時已經有一定的基礎，赤陽大概是這樣開始的。
問：請問《台灣的生命原鄉》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陳：就是一群人在古坑的山裡穿梭、工作，筆觸讓人感覺人物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對環境描寫也非常深刻，我覺得這部份好像可以看到人和土地的關係。我一直想要從這方面去探索台灣的人和土地，到底生活的面貌是什麼。我覺得這本書把這部分表現的非常好。
問：接下來請您談談當初為什麼會拍攝《赤陽》
陳：當時，李展平剛好在研究太平洋戰爭，我看了他寫的書，覺得裡面的人物寫的非常生動，應該蠻能夠變成影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這段歷史如果不馬上記錄下來，很可能就會就此消失掉，因為這些人已經都八十幾歲了。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很快地認為應該先拍這個題目，列為第一優先，因為這些主角已經一個個走了。
問：所以拍攝到了一個段落後，才發現自己的叔公也是事件主角的其中之ㄧ嗎？
陳：對，我看資料的時候有提到我的叔公，但我其實小時候就有聽說，我父親有提起過有一些人到南洋的故事，雖然很好奇以及有一點印象，但那畢竟是很模糊的記憶，不了解到底在南洋發生了什麼事情，有點神秘感。
看了書之後，才知道我叔公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開始從我叔公開始著手，因為最熟識。但開始拍之後，我叔公的身體非常虛弱，過沒幾個月就過世了。之後就陸陸續續從叔公的書信資料，尋找出相關的人。但這些人在李展平先生的書裡都有提到。就利用這樣交叉的連結方式，找尋線索和受訪對象。
問：所以知道自己的叔公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很驚訝嗎？
陳：倒是沒有，但更好奇了，小時後的印象馬上浮上腦海。他們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如果能夠親自回到現場去那是最好的，所以決定要深入的和他們談一談，親自走一遭，去南洋看看。這個過程有一點像是重新發現，把自己的想像填補起來。
問：我想大部分的人看完影片，都會認為這些主角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平反，也就是所謂「尊嚴」的爭取，根據你的了解確實是這樣嗎？
陳：在影片內容上，最主要是以林水木的抗爭做為主軸。在這群串聯的人中，都是要向日本討回公道，這是確實的，而討回公道背後連帶的就是賠償。像韓國的戰犯，他們是有賠償的，金額蠻高的。但一樣都是殖民國，為什麼韓國有，台灣卻沒有賠償，這很不公平，日本政府在南洋時的承諾都沒有兌現，這使得他們很不平衡。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他們要求的是公平的對待。
當然錢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但在很多方面的處理，日本政府都把他們當作棄兒、孤兒一樣的看待，這在心理上應該打擊很大。
問：所以到現在為止，依然沒有賠償嗎？
陳：目前是有一些小小的賠償，很多人都不去領，過去幣值換算成現在的，聽說只有幾萬塊錢。他們認為如果我去領了，反而尊嚴更喪失了。
問：影片拍好之後，這些主角們看過了嗎？
陳：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已經有多位主角過世，包括我的叔公和許清泉，而連阿木的體力和精神也非常非常不好，記憶非常差，常常會昏倒。老人家也沒有辦法長時間的看影片，看一小段就會受不了了；而柯景星騎腳踏車摔倒，身體狀況都很不好。
我問了這麼多人，完整看完的大概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簡茂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放映時，他也有來看，感觸很深。他說他很痛苦，影片把他內心的話都吐露出來了。另一位是蔡新宗，他也覺得能夠把他們心裡話能夠真實的傳遞出來，感到很感動。
問：影片中有一段是李霖彩的遺書。他用日文書寫，但時間日期卻是用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觀念，這似乎有點矛盾，也牽扯到身分認同的問題，請您談談這部份。
陳：認同在這些老人家身上有一些差異性和矛盾性。像簡茂松就沒有歸化日本籍。我認為他們和日本還是有一些距離，因為日本沒有公平的對待他們，因此這個距離將會越來越明顯。而林水木歸化日本籍，我想是因為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這些補償金應該就可以拿到了，但後來也沒有，打官司都敗訴，就像一種欺騙。
問：影片的最後，終戰60年紀念的祭典上，大家唱的卻是日本歌曲。如果他們並不認同日本，那麼這不是很奇怪嗎？
陳：那是海交會在每年的7月13日所辦的祭典，那個地方有點類似靖國神社，祭祀戰時的三萬多亡魂。所以這些人參加海交會會比較有認同感，勾起他們年輕時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
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有段畫面是柯景星很衰老地爬著樓梯，他準備要去參加海交會的祭典活動，但之後他穿上海軍的服裝後，走路就比較筆挺了。大家精神抖擻的唱日文歌〈海行今〉，這首悲壯的歌是當時的日本第二國歌。
這些人的心裡其實很矛盾，他既是對日本充滿一種崇敬，但又想要去反抗日本，因為日本是對我如此的不公平。一方面想要接近日本，一方面又想要反抗，像柯景星他就說，如果他身體好一點，他要去日本皇居的二重橋上絕食抗議，死在那裡。
他講這樣的話事實上當然有著很複雜的心情。很想貼近日本，但又被排拒在外，彷彿有著一種很想要被承認的嚮往。我從他們的言行裡很深刻地感受到這些東西，看見他們的意識裡是非常矛盾的。
問：最後，請您談談拍攝《赤陽》的初衷和目的。
陳：我最主要還是在紀錄台灣的歷史，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停的在消失，包括這些長者的生命，因此把這些記錄下來，至少是留下一些資料，時間慢慢長了之後，許多人就會了解過去，明白這段歷史。
如果我們能夠到現場去，親自聽他們自己談論事件，有很多的照片、書信，就更真實的去突顯他們的生命歷程。
這一代人，我覺得很特別的是說，他們很像「夾心餅乾」。他們處在日本和中華民國的身分轉換當中，而且又是戰犯，但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戰犯，這是因為眾多眾多的因素。因此，從這個特殊的身分裡，從這段歷史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台灣人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他的身分和生命在這段重要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部份是我認為應該要被記錄下來的，相信大家在看片時也可以從中體會，我們必須要有自己對於歷史和土地的觀點，要更有自己立場的能量。不然的話，有很多事情可能無法達成，這便起因於國家定位上的困難。
這些是我在拍攝時期的後半段，想要讓大家更夠深層的去挖掘到的東西。
我希望能夠紀錄富有台灣自己的生命力的人和事物，以及人怎麼在這塊土地上生長。這部分和我以前接觸攝影有一些關係，雖然我自己是學商業攝影，但過去《人間》雜誌的報導攝影對我影響很大。那些社會的、人文的，我自己很有興趣。也因為這個歷程，所以現在碰觸到紀錄片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
問：我想補充的是，除了紀錄歷史外，拍紀錄片同時也是一種「行動」，透過自身的參與，將過去的歷史碎片重新組合、詮釋，讓這段歷史在當下擁有過去所沒有過的發聲權，讓這些主角有說話的機會。所以，《赤陽》的拍攝行動，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時代受害者們的一種平反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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